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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商业化改造与中国金融的发展

1984年1月,以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为标志,中国初次具备了独立于财政的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金融架构。但是此时,不仅金融市场尚在萌发中,而且银行仍是政府主导的专业银行,还与财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依附于财政。进入20世纪90年代,尽管金融市场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纷纷涌现,但就专业银行而言,还担负着帮助国有企业改革和全力支持经济发展的责任。其自身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体制机制建设既无条件也无意愿,仍在路上。
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金融体制改革决定》的改革。在这一决定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把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的改革目标,开启了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造的历程。因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的关系,我参与了起草这一决定的相关工作,此后就介入这一改革的实际推动过程之中,从而也构成了体改委撤销后分流到中国银行的原因之一。
1998年我加入中国银行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草拟中国银行香港业务的重组方案。
中国银行是中国最早的民族银行,其前身可追溯到1905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大清户部银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金融发展的市场基础消失,所有国内金融机构全部归并到中国人民银行,存续几十年的中国银行因此也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但是,在海外,尤其是在我国香港地区,新中国的国际金融活动仍以中国银行的名义进行。当时的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囿于客观条件,中国银行实行的是分散经营方针。除中国银行外,尚有包括宝生、南洋商业、集友、盐业、新华、广东省银行在内的13家银行,其中四家注册在内地,其余则在香港地区注册。它们共同构成香港地区的中国银行集团。1997年,随着香港回归祖国,分散经营的必要性消失,其资本金过小、结构复杂、效率低下的弊端开始暴露,重组实为重要。重组的基本思路是,以宝生银行为主体,将其他各银行业务注入宝生,除保留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及南洋商业和集友银行外,其他各行相继注销。在此基础上,宝生银行上市,并改名为中国银行(香港)。1999年12月,这一重组上市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并开始实施。2002年中国银行(香港)以红筹形式在境外上市,重组上市最终获得极大成功,为中国银行业的商业化改造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WTO并承诺金融服务业开放,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造被紧迫地提上日程。这一紧迫性从当时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状况上可见一斑。2002年,中国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平均只有4%左右,但坏账水平高达20%左右,坏账水平几乎是资本的5倍。从《巴塞尔协议》银行业8%资本充足率的标准来看,已经该倒闭五次了。中国银行业几乎全面陷入资不抵债的技术性破产状态。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人们已经注意到银行资产负债表健康化的问题,为此,1998年同时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分别对应四大国有银行进行坏账分离。在新旧世纪之交,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周小川曾专门著文,提出利用“好银行、坏银行”的机制,加快国有银行的改革,引起很大的反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转好,国有银行的改革条件也开始具备。改革条件日趋成熟,改革的紧迫性日显突出,两相益彰。2004年1月1日,中国银行通过股份制进行商业化改造的帷幕终于拉开。
与以往的改革相比,此次的改革从金融机构产权结构调整入手,重塑其治理机制,改造其内部流程,建立可持续经营的商业化基础,使金融机构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这一系列改革工程由三个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
第一,以清理资产负债表为契机,重塑国家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其核心是建立有限责任机制。国家通过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汇金公司)行使出资人权利,并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以此割断国家与企业的“父子关系”。金融机构将自担风险、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第二,以股份改造为突破口,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通过银监局战略投资者,建立股东会、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聘任管理层,由管理层聘用员工,形成现代企业制度。为了使这一机制长期稳定持续,通过商业银行海外资本市场公开上市这一措施,强化市场纪律的约束。
第三,以银监会成立为抓手,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第三监管体系,实行行政权力与监管的分离,强化专业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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